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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的政治治理和經濟發展模式也在世界范圍內引發熱議。曾在TED演講表示“‘世界上只有一種政治模式，所有社會都只有一種歸宿’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不負責任的，也是乏味的”的風險投資人、政治學學者李世默有自己的看法。

 

　　12月21日李世默做客清華大學時事大講堂，借用五位政治學學者的理論，分析認為21世紀是靠改革競爭的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必將在此競爭中脫穎而出，因為正處在少年期的中國政治體制在全世界大國中最具有改革能力。

 

　　以下為演講節錄(標題為編者所加)：

 

　　大家下午好，很開心來清華和同學們交流。我不是老師，我是生意人，但賺錢以外，我的業余愛好是研究中國共產黨。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這些年研究中共的一點——不能說是學問——只是一些心得，希望大家能夠對我的心得提出意見和批判。

 

　　我要講的題目是《從全球政治學視野看中國共產黨與改革》。政治學，英語叫political science,就是政治科學，但政治學是一門軟科學，就是用科學的方式來研究社會，研究政治，研究軟的東西。

 

　　那么科學的方式是什么呢？一般的科學方式是：第一步是要設立一個假定，拿這個假定到實驗室里去驗證，有的假定被驗證出是對的，有的假定被驗證出是錯的。驗證了對的假定可能成為理論。過一段時間又有人有新的假定，新的假定被驗證以后就推翻以前的理論，成為新的理論。科學就是這樣發展的。我今天講的所有內容都只是假定。

 

　　今天的假定是：全世界都需要改革。

 

　　21世紀是一個在改革中競爭的時代。能成功改革的國家將是贏家，改革失敗的國家將是輸家。

 

　　在這場改革競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將在全球大國中脫穎而出。

 

　　所以，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治理危機，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都在說“我們需要改革，不改革不行了”。可是幾乎在所有國家，改革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舉步維艱，四面楚歌，為什么？

 

　　我想借用五位世界一流的政治學學者的眼光來講這個題目。

 

　　塞繆爾·亨廷頓：政治衰敗

 

　　第一位叫塞繆爾·亨廷頓，大家都知道他寫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但在政治學里我覺得他最好的著作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頓發明了一個概念叫“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這是近代政治學里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里研究了二戰以后新獨立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大環境在發生巨大的變遷，可是他們的政治制度不能相應地改變，去適應新的環境。這種情況下，就發生了政治衰敗。他還說在體制很穩定、很成功的情況下也會發生政治衰敗。意思就是說，現有政治體制發生了所謂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環境發生了變化，社會發生了變化，世界變了，可是政治體制沒有辦法去推動質的變化來適應外部環境和社會內在的變化，那么這個政治體制就發生了政治衰敗。

 

　　曼庫爾·奧爾森：分配聯盟

 

　　第二位叫曼庫爾·奧爾森，他的代表作是《國家興衰探源》。他創造的概念叫“分配聯盟”(distributive coalition，又譯為“分利聯盟”)。

 

　　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里研究民主體制，他說民主體制里邊必然出現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通過多年不斷積累權力，形成分配聯盟。意思就是利益集團權力強大到一定程度，他們可以尋租，他們可以俘獲甚至操控政治體制，使政治體制為分配聯盟的利益服務，而不是為整體利益服務，甚至以損害整體利益為代價來維護分配聯盟的利益。奧爾森說在民主體制里，分配聯盟俘獲政治體制這個問題是一個無解的困境。只有兩種東西可以打破這個困境，一個是革命，一個是外部的沖擊。如戰爭。這是非常悲觀的一個角度，無解。

 

　　弗朗西斯·福山：美國正在發生政治衰敗

 

　　第三位叫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兩本書叫《政治秩序的起源》與《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福山把前兩個人所創造的概念——“政治衰敗”和“分配聯盟”——組合起來討論政治衰敗。

 

　　第一，他說政治衰敗在任何政治體制內部都可能發生，無論是威權體制還是民主體制。福山說，現代治理需要三大要素：一是強政府，二是法治，三是民主問責。

 

　　福山說美國現在在發生政治衰敗，原因之一是當代美國是強法治、強民主、弱政府。而這個局面使得美國無法推進急需的改革。

 

　　福山還提到兩種問責制，一種叫自下而上的問責制，一種叫自上而下的問責制，兩種制度各有優劣。

 

　　自下而上的問責制即通常說的民主制度，你不好老百姓把你選下去。它的優勢在于有一個自動回應機制，你做的不好老百姓可以選另外一位。它的劣勢在于分配聯盟，福山又創造了一個新詞叫“否決制”——“Vetocracy”，就是分配聯盟把持政治體制，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損害集體的利益。”Vetocracy”其實就是中國人說的，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自上而下的問責制，也許中國是自上而下的問責制，私人企業也是自上而下的問責制，它有強大的執行力，這來自于政治獨立性，就是福山說的“political autonomy”。它的困境和弊端，第一是信息的困境，底下的人不把正確的信息給老板，老板摸不清楚下面到底怎么回事，導致決策錯誤。第二是福山說的所謂的“壞皇帝”的風險，老板出問題了怎么辦？

 

　　福山說改革在美國正在失敗，美國沒有辦法改革。為什么？他舉了一些原因。

 

　　第一，民主和透明成了美國改革的絆腳石。美國太多的公眾參與，太多的透明，也就是說太多的民主，使這個國家的改革寸步難行。

 

　　第二，公民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利于美國的改革。公民社會孵化了利益集團的形成，利益集團積累權力形成分配聯盟，分配聯盟導致否決制。在這樣的公民社會里，只要有一個分配聯盟不喜歡一件事，它就能把這件事給黃了。要所有人都覺得沒問題才能做，結果是什么事都做不成，改革更做不成。

 

　　第三，是法治。美國的法治出現了治理的司法化。就是說所有的政治、所有治理都要通過立法。立法的過程遭到分配聯盟的俘獲，即便立了法，分配聯盟再通過司法程序百般阻撓它的執行。

 

　　最后，是自由。福山說自由和特權是一步之遙，一不小心自由就變成了特權。美國最高法院今年判決說政治獻金沒有上限，這是憲法說的言論自由。就是說我自己合法賺來的錢，為什么不能在電視上買廣告，說某某政客好，說哪些政策好，哪些政策不好？給政治獻金設上限是違反言論自由的。而維護言論自由的后果是什么呢？當然是越有錢越牛，所以自由與特權是一步之遙。

 

　　王紹光：中國政治體制如何推動改革

 

　　第四位政治學學者，是王紹光，他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他研究國家能力和國家建設。他近期的著作叫《中國式共識型決策》。王老師用中國在2009年啟動的醫保改革為案例，仔細闡述了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如何超越利益集團，成功推動改革。

 

　　中國治理模式的三大要素

 

　　我認為中國的治理模式有三大核心要素。

 

　　一是賢能治理。這是理想狀態，賢能治理也會出問題。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國的官員來自于草根，最有能耐的人通過這個體系一步步往上爬，最終進入中國的最高治理階層。

 

　　二是實驗治理。中國幾十年來推行很多政策，都是從小地方先試起來。失敗了就算了。成功了就讓各個地方學，再成功了就全國推廣。失敗的成本較低。這樣的實驗治理只能在中央集權的國家才能實現，在美國不可能，你在舊金山實驗一個東西成了，然后華盛頓讓麻省也試，做不到的。

 

　　三是回應治理。有沒有能力回應人民的需求，回應制度到底健康不健康。

 

　　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的又一個里程碑

 

　　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也面臨巨大挑戰。

 

　　經濟挑戰非常嚴峻，中國經濟模式走到現在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這個模式要改。環境變了，經濟結構變了，所以要改變這個經濟結構，可是在改變過程中增長率就會下降，又會引發其他問題。這個平衡怎么掌握，很難。

 

　　腐敗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環境也是巨大的挑戰。這么大規模，這么快速工業化，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造成的環境問題是巨大的。

 

　　三中全會好像有600多條改革的政策，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法律改革、經濟改革。三中全會開完后，很多學者、媒體都說中國開始實施大膽的經濟改革，可是政治改革停滯不前甚至開倒車。我覺得這是一個誤讀。

 

　　我覺得三中全會啟動了中國幾十年來最大膽的政治改革。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的定義定死了，認為只有往某種方向去改變的政策才叫政治改革，朝其他方向作的改變，再巨大也不叫政治改革。但如果把政治改革作為一個中性詞，就是對政治體制動刀，對政治體制做質的改變，我想三中全會是一個里程碑。

 

　　為什么是里程碑？我認為有三方面。

 

　　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權力分配發生了巨大變化。三中全會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國家預算，以前中國的國家稅收只有一半在中央政府手里，這次把它變成了全國的預算，這是巨大的權力再分配。

 

　　二是黨紀和國法的權力分配發生了巨大變化。三中全會對中紀委進行了重組，把地方紀委的決策權力從地方黨委那里抽出來。這又是一個巨大的權力再分配。

 

　　三是黨和國家的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1949年建國時引進的蘇聯模式“三駕馬車”——人大對應最高蘇維埃、黨中央對應蘇共黨中央、國務院對應蘇聯的部長聯席會。三中全會——我認為——把三駕馬車的格局打破了。國家成立了很多領導小組和委員會，都是黨中央在領導。比如，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國內國外的安全；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經濟改革政策。這是一個驚人的權力再分配，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改革。中國共產黨走到了中國國家治理的前臺中央。

 

　　所以，我覺得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歷程中一個巨大的里程碑，很多人把新中國的60多年分成兩個30年，我覺得三中全會啟動了第三個30年。第三個30年最重要的兩個方向：一是政治治理的完善，一是全方位民族復興。

 

　　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基因

 

　　近些年來，政治學里流行的說法是，選舉民主制國家最善于自我糾正，也就是改革，因為能夠通過選舉更換執政黨。但是現實卻恰恰相反。民主國家普遍陷入治理危機和改革困境。而中國呢？

 

　　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65年歷史，在中共的一黨領導下，中國經歷的政治、經濟變革，幅度和深度是近代史上罕見的，遠遠超出幾乎所有其他國家，包括所有民主選舉制的國家。為什么？我認為這是中國政治體制的獨特性質的結果。在中國，核心是中國共產黨，中共本身就是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是世界上大國中唯一的一個擁有這么一個獨立于社會又同時來自于社會的政治力量，正如福山所說的，political autonomy。中共來自于中國社會的草根，又高于中國社會的所有利益集團，這個機制就是中國改革的原動力。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每種政治制度都有它衰敗的一面

 

　　回到最開始我說要跟大家分享五位政治學家，前面講了四位，都是我們同時代的人。

 

　　第五位是一位古人，這位古人是政治學的泰斗，沒有他就沒有政治學，他叫尼可羅·馬基亞維利。他寫了一本巨著叫《論李維》，這本書是所有政治學的基石。

 

　　他在這本書里，把全世界所有政治制度歸納成三種：一是君主制；一是貴族制，他說的貴族制是希臘語的貴族，就是我們講的選賢任能或賢能制，不是后來歐洲出現的世襲制的貴族；三是民主制。

 

　　他說每一種政治制度都能夠表現得非常好，可是每一種政治制度都有它衰敗的一面。君主制會衰敗成暴政，貴族制會衰敗成寡頭制，民主制會衰敗成放蕩制。

 

　　我想留給大家的一個想法，就是也許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東西。我們研究政治學，研究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最值得研究的就是這個政治體制在它的生命周期里，是在哪個點上。如果在少年期那是一種預測，如果在中年期和老年期就是另一種預測。在現實中，也許沒有一個政治體制是永恒的。每一個政治體制，不管是君主制也好，貴族制也好，民主制也好——中國現在實行的也許是賢能制，美國是民主制——所有這些政治體制最終都可能走向衰敗，就像人的身體一樣。政治學的基礎就是，把政治體制、社會當人的身體一樣研究。把政治體制比作人的身體，就像人小時候經常生病，每年都感冒，病歷卡很厚，但是一到發育的時候什么病都沒有了，到七八十歲病又回來了，也就臨近死亡了。

 

　　我經常把當代中國比作美國100多年前，100多年前的美國也在發生巨大的變革，快速地工業化，那個時候的美國，它的腐敗、它的暴力遠遠超過今天的中國，但那個時候的美國，它的政治體制在它的少年期，那些再嚴重的問題也沒能阻擋它成為超級大國。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有很多問題。每個人身體里邊都有癌細胞，就看它什么時候出來。每個政治體制的基因里邊也有癌細胞。我的假定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在少年期。美國政治體制，以及整個西方的政治體制，倒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它們肯定不處在少年期。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體制，在它們的生命周期里邊是中年期還是晚年期？如果美國的政治體制是一個50歲的人，它還有一次機會可以重新復興。如果是80歲呢，就像福山講的那樣，政治衰敗就是眼前的宿命。

 

　　中國的政治體制處在少年期，它具有巨大的活力——也就是改革的能力，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