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在肯定網絡“微動力”的同時，也不能不提及一些失范的現象：與前些年相比，如今的網絡詐騙活動已形成了由制售、辦理虛假銀行卡、倒賣他人身份證等業務構成的地下產業鏈；在最近的一次網絡反腐中，廈門大學一女生的寫真被盜用為官員情婦照片在網上流傳；12月14日，央視新聞頻道以“瘋狂的垃圾短信”為題再次披露垃圾短信問題……時下的中國網絡，在呈現珠零錦粲的同時，也在客觀上放任了魑魅魍魎。

　　社會生活有邊界，網絡世界有底線。虛擬的互聯網，不能跳脫公序良俗的規制。這個道理并不復雜：網絡本就是人類生活、生產的工具，網絡活動本身即是社會生活的投射，不應也不能成為一個“只要自由、不要約束”的王國。以法律規范網絡生活，既是對網民權益的保護，更是網絡自治的前提。畢竟，網絡從來就不是“法外之地”。

　　對中國而言，以法治加強互聯網監管，已是迫在眉睫。在上周末舉辦的2012廣東互聯網大會上，工信部通信發展司司長張峰透露，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我國互聯網用戶已達5.5億人。與此相對應的是，網絡安全形勢不容樂觀，虛假信息、非法入侵等行為時有發生，個人隱私權得不到有效保護，網民隨時都可能“躺著中槍”。用戶日益龐雜，規則卻“不設防”的網絡，已經成為公共管理面臨的難題。

　　由此觀之，中國互聯網立法一課亟待補上。從既有規范來看，2000年9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此后又頒布過諸多“暫行規定”，但仍不能完全跟上中國的“網情”；從民情民意來說，今年兩會，有全國人大代表提出“關于進一步凈化網絡環境”的建議，“加快網絡立法進程以明確權責”的聲音也得到輿論積極回應；從國際慣例而言，且不說早在1986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了《聯邦電子通訊隱私權法案》，就在當下，英國正在為出臺“通訊數據法案”而廣泛討論——可見，依法管理互聯網，真正算得上是國際慣例。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互聯網立法與其他立法一樣，本意并不在于“限權”，而在于引導公眾更有序、更規范、更合法地享有自由權益，從而避免誤傷、防患于未然。當然，從長遠而言，彰顯并激活互聯網的正能量，網絡也當成為“法治中國”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