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財經眼”系列報道之四: “硬”任務“實”辦法 決戰決勝脫貧攻堅正當時
“去年，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109萬，貧困發生率降至0.6%。”“在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篇幅短了，但黨中央對于脫貧攻堅的重視程度卻一點沒減。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也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貧困人口由2012年底的9899萬減少到2019年底的551萬，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
在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成就的同時，剩余貧困人口脫貧任務依然艱巨。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必須完成的硬任務，更是努力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必答題”。
硬任務
確保剩余貧困人口如期脫貧
“家里的螢火蟲飛走了，以前沒有燈變成了燈芯向下的電燈，有了電，奶奶能看有人的戲匣子了。”在今年首場“委員通道”上，全國政協常委、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會主任達久木甲用一個小故事道出了脫貧攻堅給百姓生活帶來“看得見”的變化。
貧困群眾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貧困地區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明顯加快、貧困治理能力明顯提升、中國減貧方案和減貧成就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脫貧攻堅領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任務依然艱巨。
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完成的硬任務，要堅持現行脫貧標準，強化扶貧舉措落實，確保剩余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健全和執行好返貧人口監測幫扶機制，鞏固脫貧成果。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曹立認為，“硬”一方面體現了今年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今年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艱巨性。
“今年是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實現全面脫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艱巨性一方面體現在剩余貧困人口脫貧任務‘最后一公里’的攻堅，另一方面今年突發的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脫貧攻堅的難度。”曹立說。
“從總體上看，政府工作報告既強調應對當前新挑戰，同時也著眼于長遠的穩固脫貧攻堅的成果。”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國務院貧困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李小云表示，政府工作報告一方面聚焦剩余貧困縣和貧困村的攻堅力度，強調對外出務工勞動力，要在就業地穩崗就業，另一個方面強調展開消費扶貧，支持扶貧產業恢復發展。
穩基礎
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依然艱巨
今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講話時指出，脫貧攻堅戰不是輕輕松松一沖鋒就能打贏的，從決定性成就到全面勝利，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依然艱巨，決不能松勁懈怠。
去年，我國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成就，但與此同時，剩余貧困人口脫貧任務仍然艱巨，深度貧困地區實現“三保障”面臨不少新的挑戰。
如何應對挑戰？
“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現有脫貧攻堅政策的潛力，提高脫貧資源投入的效益；同時需要把好扶貧兜底的底線，防止貧困群體陷入貧困陷阱。”李小云表示，從長遠來講，需要繼續推動復工復產，穩定農民工的就業，提升農業產業的競爭力，穩定農民收入。
除了深度貧困地區，已經脫貧的地區依然有返貧風險。據各地初步摸底，已脫貧人口中有近200萬人存在返貧風險，邊緣人口中還有近300萬存在致貧風險。
在今年兩會首場“部長通道”上，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介紹，數據顯示，在脫貧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通過外出打工和發展產業來實現脫貧的。他指出，現在貧困地區產業產銷銜接還不順暢，脫貧帶貧基礎不是很牢固。
“基礎不牢導致一些地方產業還不能完全應對市場風險，這意味著地方產業還需進一步夯實、升級。”曹立表示，需努力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提升產業鏈、供應鏈、規模效益和抗風險能力。
只有地方產業在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老百姓才能從其就業上獲得穩定收入。
“下一步，要先提產業扶貧質量，充分發揮產業技術專家組作用。眼下，全國4100多個專家組正幫助貧困地區完善產業發展規劃，發揮農業產業園作用，帶動全產業鏈發展。第二，貧困地區農產品，不僅要賣出去，還要賣個好價格，需要進一步拉長產業鏈。比如，把批發市場、電商平臺、龍頭企業等和貧困縣聯合起來，主抓消費扶貧。”韓長斌在“部長通道”上呼吁大家可以多買一些貧困地區農產品，以愛心消費帶貧。
實辦法
推進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2020年3月3日，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退出貧困縣序列，實現脫貧“摘帽”。
“我們將指尖技藝轉化為脫貧力量，助力易地扶貧搬遷。”在今年兩會首場“代表通道”上，全國人大代表、松桃苗繡的第七代傳承人石麗平介紹，去年在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設定的100個易地扶貧工坊幫助當地婦女學掌握技藝。去年她們一針一線繡出了6000多萬元，帶動了4000多戶易地扶貧搬遷群眾就業，實現了搬得出、有就業，逐漸能致富。
隨著全面脫貧的實現，如何鞏固脫貧成果至關重要。
在李小云看來，鞏固脫貧成果的關鍵首先在于完善保障性扶貧的各項政策，通過整合現有的各種救助性政策，形成有效兜底防貧的長效機制；其次，需要進一步提升產業扶貧的市場可持續性，特別是需要將政府強力推動下所形成的產業扶貧項目逐漸轉化成基于市場需求、農民主導的新型產業體系。
“打贏這輪脫貧攻堅戰并不意味著中國的減貧工作就此徹底完成。”曹立表示，這一輪脫貧攻堅戰解決的是絕對貧困問題，但相對貧困的問題依然存在。下一步，要針對主要矛盾的變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
扶上馬，更要送一程。
“從產業扶貧到產業振興的轉變、從扶貧‘尖兵’到人才振興的轉變、從文化扶貧到文化振興的轉變、從生態扶貧到生態振興的轉變、從組織建設到組織振興的轉變。”曹立認為，應從“五個振興”中，尋找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的銜接點和突破口，在實現“五個轉變”中探索銜接的具體路徑。
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減貧工作并不是“到此為止”，而是通過與鄉村產業振興的銜接使其可以久久為功抓下去。(責編：楊曦、喬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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