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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提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如何評價當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情況，未來匯率形成機制如何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國際化如何推進？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下稱《21世紀》）就上述問題專訪了中國人民銀行參事、中歐陸家嘴(23.730, 0.34, 1.45%)國際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盛松成。

　　社融、M2增速不一致反映金融回歸服務實體

　　《21世紀》：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你認為目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成效如何？

　　盛松成：近段時間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就是社融與M2增速出現了不一致。一方面，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保持平穩；另一方面，M2的增速下降引發了市場廣泛關注。今年5月份M2同比增長9.6%，此后便延續10%以下增速至今。

　　M2增速趨于下降反映了金融部門去杠桿取得成效，是前幾年高增長后向合理水平的回歸；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保持平穩，表明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并未減弱，實體經濟流動性并未過多受金融去杠桿的影響。M2增速趨于下降而社會融資規模保持較高的增長，可以在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的同時，保證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

　　《21世紀》：歷史上看，社融與M2增速走勢大體一致。不過，當前社會上對社會融資規模與M2走勢差異看法不一。你怎么看待這一分化？

　　盛松成：從歷史上看，社融與M2增速走勢基本一致，兩者相關系數達到了0.88。

　　個別月份兩者的增速甚至完全一致，如2016年一季度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增速和廣義貨幣M2增速都是13.4%。不過據央行數據，社融與M2走勢從2016年10月份開始出現差異，并且差距逐漸擴大，至2017年8月份增速相差4.2個百分點，差距達到最大。

　　社融與M2，分別反映了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和負債方，兩者相互補充、印證，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不過兩者統計的角度、范圍和創造的渠道都不完全相同。比如外匯占款、財政投放、銀行投放非銀（未投向實體經濟部分）能夠派生M2，但不能增加社會融資規模。

　　當前造成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M2增速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去杠桿。一是金融去杠桿導致銀行體系投給非銀金融機構的資金減少。銀行購買非銀機構發行的資管等金融產品，將派生M2，但是否增加社會融資規模則要看非銀機構有沒有將這筆錢投入實體經濟。二是金融去杠桿導致表外融資渠道減少，貨幣創造的途徑壓縮。今年前9個月，M2各來源結構中對其他金融部門債權與2016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導致M2增速同比回落5.8個百分點。9月末，對其他金融部門債權同比增長10.5%，增速同比回落41.6個百分點，對M2變動的拉動率僅為1.1個百分點，而上年同期對其他金融部門債權對M2變動的拉動率為6.9個百分點。而從各項目對社會融資規模變化的貢獻率和拉動率看，相比2016年同期，今年1-9月人民幣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的拉動率上升，而委托貸款和企業債券的拉動率下降。但拉動作用上升的因素影響程度大于拉動作用下降的因素，因而社會融資規模能夠穩中有升。

　　另外，兩者增速的背離還與其他一些因素有關，如金融創新引發存款搬家。近年來貨幣基金、各類資管計劃等產品增長很快，但不少都沒有統計到M2中去，同時大量企業和居民選擇以貨幣基金等存款以外的形式儲蓄，銀行存款來源不足、負債壓力加大、派生貸款的能力下降也導致M2的增速趨于下降。此外地方債發行減少，也會導致派生存款同比少增較多。

　　未來隨著金融去杠桿逐步到位，金融繼續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M2增速將趨于合理水平，預計社會融資規模和M2增速不一致將逐步縮小。

　　金融領域內的各項改革要協調推進

　　《21世紀》：十九大報告提出，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你認為未來如何進一步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

　　盛松成：目前對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的討論已經比較充分，我認為應該協調推進各項改革。按照成熟一項、推進一項的原則，各項改革交替實施，互相創造條件。利率、匯率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三者是相互促進、相互依賴、互為前提的關系。此外，還應注重市場方面的開放，如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以及金融市場準入進一步對外開放。協調推進各項金融改革有利于減少金融體系震蕩，平穩、有序地完成金融市場化改革任務。不僅是金融領域內的各項改革要協調推進，還應注重金融領域改革和實體經濟改革的協調推進。作為一個大國，我國利率主要決定于國內經濟金融環境，匯率則主要決定于我國相對于其他國家的貿易條件。

　　《21世紀》：匯改方面，今年5月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中引入了“逆周期因子”，對此你如何看待？

　　盛松成：逆周期因子是抑制匯率超調和“羊群效應”的有效手段。另外，逆周期因子是今年5月份開始實行的，而人民幣匯率較大幅度的升值是在8月份以后。

　　匯率長期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但在短期內，往往會受市場非理性預期的影響，產生市場超調和“羊群效應”。去年下半年，我國經濟不斷向好，但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卻不斷增強，這就是一種證明。

　　逆周期因子發揮作用可以是雙向的，無論是匯率單邊貶值還是單邊升值的時候，逆周期因子都能發揮作用，以減緩匯率的短期大幅波動。同時，當人民幣匯率單邊貶值或單邊升值的趨勢得到改變、匯率短期波動幅度較小時，也可以弱化逆周期因子的作用。

　　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不可逆轉
　　《21世紀》：十九大報告在回首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時指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逐步健全，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外匯儲備穩居世界前列。這是否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了基礎，也意味著人民幣仍需進一步國際化？

　　盛松成：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不可逆轉，目前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利時機。首先，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國。人民幣國際化應該成為我們的長期戰略目標，時機成熟就應逐步推進。第二，目前人民幣匯率已穩中有升，外匯儲備也已連續8個月增加，足以滿足我國的預防性需求。隨著未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進一步提高，我國所需要的外匯儲備還將進一步下降。第三，我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度不斷提高，為境外人民幣提供了回流的渠道。第四，我國企業走出去和 “一帶一路”倡議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條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認為，應該全面總結最近兩年來我國匯率管理的成功經驗，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同時，利用當前的有利時機，穩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