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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今年6月以來，國資委宣布的央企兼并重組“第三單”，經過此次重組，目前國資委直接監管的企業（央企），從2003年國資委成立之初的196家大幅縮減至98家—從數量上看，央企已經減半。

　　“總體上不設時間表和數字目標，成熟一戶、推進一戶。”8月30日，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局長白英姿在媒體通氣會上表示，十八大以來，先后有18組34戶央企實施了重組。下一階段央企重組將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總體需求，因時因企采取不同的方式進一步推進。

　　1997年，國有企業經營困難，出現了大面積的虧損，并進入了“三年脫困”時期。當時國有企業改革出現了“拆分”的思路，譬如電信業拆分、國家電力公司拆分等。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成立后，提出了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目標，國企重組由“拆分”又走向了“合并”。

　　“不同時期，面臨的問題不一樣，采取的手段不一樣。不過，改革的目的都是打造更強、更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教授李長安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作為國有企業的重中之重，央企20年間的“分與合”背后，面臨的是哪些問題？改革的邏輯是什么？本輪重組中，央企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

　　合并提高國際競爭力

　　2012年下半年，中國北車與七八家公司在競標阿根廷動車訂單時，報出了239萬美元/輛的報價，中國南車卻突然介入，最終以127萬美元/輛的低價拿下了訂單。此前，阿根廷一直是中國北車的市場。

　　中國北車向中國機電商會狀告中國南車惡意競爭，認為此舉降低了阿根廷對中國軌道交通裝備價格的信任。事實上，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此類惡性競爭并不罕見。在國際市場上，中國企業因規模小而缺少話語權的事情也曾出現。

　　這也是央企此輪重組合并的主要背景之一。

　　為了增強國際競爭力，減少兩敗俱傷的局面，2015年8月，分拆了15年之后，南北車又走到了一起，重組為中國中車(9.880, 0.00, 0.00%)。重組前，兩家公司在業務上高度重合，曾是世界前兩大高鐵制造商。

　　“兩家行業內的龍頭企業合并，這在2000年代肯定不會發生。”國資問題研究專家祝波善表示，2010年之前央企重組主要是強勢企業兼并弱勢企業，目的是希望打造出更多的世界500強企業，同時保持行業內的一定競爭。如2009年中國聯通(8.050, 0.00, 0.00%)和中國網通合并為新的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形成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足鼎立的競爭格局。

　　此輪央企重組為何會出現兩家龍頭企業的合并？民生證券研究院院長管清友等人聯合撰文指出，目前國內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必須依靠出口和產能輸出來化解，在國際市場萎縮的背景下，只有通過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才能實現出口的高增長。強強聯合的方式短期內可以避免內部的惡性競爭，打造國家品牌，對“走出去”效果最為明顯。

　　“目前央企的整合，一是縱向打通上下游產業鏈，二是強強聯合，橫向上合并同類企業。”白英姿在前述媒體通氣會上表示，這種聯合有益于企業發揮規模效應，解決重復投資、同質化發展的問題，避免企業過度競爭和惡性競爭，還能促使企業集中資源形成合力，盡快向高端方向發展。

　　從產業鏈角度進行重組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強調，2017年國企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就是深入推動央企重組，特別是在鋼鐵、煤炭、重型裝備、火電行業，“不重組是不行的”。“前幾年同類企業該合并的都合并了，現在剩下來的同類企業不是太多。下一步更多的還是從產業鏈的角度進行重組。”祝波善說道。

　　李長安解釋道，過去央企在發展過程中，規模越做越大，一些業務產生了交叉，出現了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的問題。此外，像煤炭、電力這類位于產業鏈上游的國有企業，大多處于壟斷地位，對市場的反應速度比較慢。當市場對下游的某種產品需求降低時，國有企業可能難以及時反應過來，也容易導致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不僅是中國有，國外也有。”李長安說道。

　　8月28日，發電企業中國國電與煤炭企業神華集團的重組案終于塵埃落定。根據公告，神華集團吸收合并國電集團，雙方上市公司成立火電合資公司，由國電電力(3.690, 0.00, 0.00%)控股。國電電力表示，此次交易將兩家企業位于山西、內蒙古、遼寧、江蘇、浙江、安徽、寧夏、新疆等業務重合度較高的火電資產進行整合，將大幅減少同業競爭。交易完成后，兩家企業將形成長期穩定的煤炭供應關系，充分發揮煤電產業鏈的協同效應；實現在發電領域的優勢互補，避免重復投資，降低產能過剩風險。

　　有業內人士擔心，央企大規模的兼并重組不利于市場競爭，存在加劇壟斷的隱患。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可以采取“統分結合，內外有別”的方針，即同領域企業在面對國際市場時，通過合并打響中國品牌，在國內依舊保持相對獨立，參與市場競爭。李錦舉例說，合并后的中車公司，在國內市場中，可以按科研、生產、銷售環節分別成立三個公司，在公司下面分化出若干個子公司，內部充分競爭，確保活力。“要繼承上一輪國企改革的成果，如果全都合并在一起，就可能退回去了。”李錦說道。

　　20年“分合”邏輯

　　上一輪國企改革的方式，主要是拆分。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本就困難的國企雪上加霜。相關數據顯示，1997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為16874戶，其中虧損的為6599戶，占39.1%。1998年新一屆政府上任后，提出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目標。

　　彼時還沒有“中央企業”的說法，只有大國企。重組的主要思路是將大國企進行分拆，打破壟斷，刺激競爭。

　　而其時國企重組的背景，是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在當時的情況下，用市場手段解決國企問題是比較好的做法，因此確立了國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一些國企漸漸從競爭性的行業中退出來，給市場騰出了更大的空間。

　　2003年4月，國務院國資委掛牌成立，原來由若干個部委分散監管的企業變為由國資委統一監管，這改變了國企監管責任不清，“九龍治水”的局面。

　　“這些企業的情況差異比較大，有的在同一個領域里分得比較細，存在同質化競爭。”祝波善對時代周報記者說。另一方面，國資委成立后，提出要培育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此后央企重組的思路從“分”轉向了“合”。

　　此后7年里，央企數量從196家大幅降至123家，平均每年減少10家央企。數量雖然減少但規模卻不斷擴大，躋身世界500強的央企數量從7家增加到了38家，總利潤從2400億元增長到了1萬億元以上。

　　不過，激進重組的背后，央企“大而不強”“整而不合”等問題逐漸出現。有些央企整合后，在實際業務經營、人員管理方面并沒有實現協同效應。

　　隨著改革深入，重組的風險和難度不斷增加，2010年8月，新上任的國資委主任王勇提出央企數量縮減速度要放緩。此后不到3年內，央企數量只減少了8家。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新一輪國企改革拉開大幕。作為國企改革的重要抓手，央企兼并重組的速度加快。其中，2015年12月就有4起央企重組，占全年的2/3。2016年又有6起央企重組。

　　對于下一階段央企重組的重點，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近日表示：“央企重組中，數量并不是最終目的。下一步將更加注重重組的效果和質量，希望打造的是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