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功勝還指出，資本賬戶開放推進的重點、節奏和步驟要充分考慮經濟金融發展階段、金融市場結構、內外部環境等多重因素。改革不能僅有目標，還要有達成目標的策略；不能僅有決心，還要有謀略。

　　跨境資本流動向均衡收斂

　　向均衡狀態收斂，這是潘功勝對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的總體判斷。

　　本世紀初至2013年，國際資本高強度地流入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2014年后，由于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QE），國際資本開始從新興市場流出。2014年上半年之前，中國的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是雙順差，但從當年下半年開始，經常賬戶仍是順差，資本和金融賬戶則出現了逆差。后者的逆差大于前者的順差，因此外匯儲備一路下降，從最高時的3.99萬億美元到今年1月份跌破3萬億美元。

　　同時，外匯市場也一度經歷劇烈波動。2015年12月，美聯儲自國際金融危機后首次加息，當季度美元指數上漲2.4%，引發中國外匯市場的高強度波動，具體體現為外匯儲備余額下降、銀行結售匯和銀行代客涉外收支逆差。

　　到了去年四季度，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疊加美國大選的影響，美元指數上升了7.1%。潘功勝指出，盡管外匯市場也出現了波動，但這一次的波動強度要弱很多。在這之后，波動迅速收斂，今年2月份外匯儲備余額正增長，銀行代客涉外收支也在連續17個月的逆差后，變為順差。

　　潘功勝特別指出，觀察中國的跨境資本流動，有兩個因素值得考量。第一，中國的對外資產以往主要由官方外匯儲備持有，最高時占比達71%，最近幾年市場主體持有的對外資產快速上升，到去年底占比已達50%。

　　第二，前些年受QE影響，美元很便宜，隨著美聯儲退出QE以及加息，美元利率在上升，國內企業在借人民幣買美元歸還外債。不過，去年年中開始，中國企業的外幣外債開始上升了。潘功勝認為，中國企業外債去杠桿化的進程已基本結束。

　　“未來，中國的跨境收支依然有穩健的基礎。”潘功勝指出，“中國經濟處于中高速增長的區間，經常賬戶順差處于合理區間，去年占GDP比重為1.9%，外匯儲備也比較充裕。”

　　審慎有序推動資本賬戶開放

　　潘功勝認為，2016年中國在開放資本賬戶上有很多亮點。“比如，企業可以按照全口徑的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決定自己的跨境融資額度、形式和時間。我們進一步開放和便利境外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弱化了QFII制度的額度限制、開放式基金贖回的時間限制和QFII鎖定期的約束，優化了滬港通，啟動深港通試點。”潘功勝舉例說。

　　中國已于1996年實現了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本世紀初以來又逐步實現了FDI的基本可兌換。證券投資項下的可兌換程度也在逐步提高，采用的是開放通道的方式，如QDII、QFII、RQFII、RQDII、滬港通和深港通。目前正在考慮的還有債券通和滬倫通。

　　潘功勝認為，跨境資本流動是經濟全球化的伴生物，有助于資金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但短期內跨境資本的大規模流動會壓縮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推升資產價格，某種意義上也遲緩了新興經濟體的結構化改革。當資金流出時，導致貨幣貶值，金融市場劇烈動蕩，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不斷疊加，甚至導致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潘功勝明確指出，資本賬戶的開放進程，應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金融市場情況與金融穩定性相適應。具體推進的重點、節奏、步驟要充分考慮經濟金融發展階段、金融市場結構、內外部環境等多重因素。

　　支持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

　　近兩年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熱情高漲。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快速增長，同比上升40%。

　　“總的來說，中國企業走出去對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和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都是有好處的。但是，我們在日常監管中，也發現了很多非理性和異常的投資行為。”潘功勝指出。

　　比如，國內的鋼鐵廠，去海外收購了影視公司；中國的餐館，去海外收購了網游公司。一些中國企業還在海外收購了很多足球俱樂部。“有的企業，在中國的負債率已經很高了，再借一大筆錢去海外收購。有一些則純粹作假，以對外直接投資之名，行轉移資產之實。”潘功勝表示。

　　他強調，中國政府一直鼓勵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但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時應更健康、有序一些。過去幾個月，ODI的增速下降，市場主體在逐漸回歸理性。

　　“走得快不等于走得好，走得穩才有可能走得好。上世紀80年代，日本買下美國的呼聲也很高，這樣的教訓并不遙遠。”潘功勝認為，“以我在商業機構做海外并購的體會，海外并購有時候像一束帶刺的玫瑰，必須小心，要經過充分的論證。好比在沙灘上捧起一把沙子，看上去抓住了，但最后會從你手上流走。我們支持國內有能力、有條件的企業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