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朱鴻亮

　　８２年前的１０月，瀕臨絕境的紅軍隊伍從于都河畔出發，在重兵追堵下跨越千山萬水、戰勝艱難險阻……最后，走到陜北，走向新生，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這段征程的結束，迄今已整整８０年。然而，這段扭轉乾坤的征程，卻以其跨越時空、超越國度的豐富內涵為世人所銘記，成為人類歷史坐標中一道亮麗的風景。

　　中國革命的名片

　　１９３６年夏天，法國傳教士薄復禮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他曾經與之共處１８個月的中國紅軍：“他們一天只能吃一頓飯，天天不分晝夜地行走……但這些身著破衣、草鞋的年輕戰士還常常圍繞著人的精神等哲學命題討論……”

　　憑借一張法文地圖，薄復禮幫助蕭克的紅六軍團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成功會合，參加了紅二方面軍的部分長征。與紅軍的偶然相遇，使得這位千里迢迢來到中國傳播西方教義的中年人成為第一個向世界傳播中國長征的外國人。

　　同一年，年輕的美國記者斯諾帶著由劉少奇簽署的介紹信、兩臺照相機和２４個膠卷走進陜北，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他這樣向讀者介紹自己的新書：“讀者可以略微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斯諾認為，與紅軍長征相比，公元前２世紀西方戰略之父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的進軍，不過是一次“輕松的假日遠行”。

　　對于當時世界各國的外交官和政治觀察家而言，長征就和毛澤東一樣，是中國革命傳奇的一張名片。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被翻譯成俄、德、法、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薩克、希伯來、塞爾維亞等多種文字，風靡全球。

　　美國歷史學家里奧·胡柏曼說：“長征是《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高潮，我們一直在反復閱讀斯諾的有關記述。”８０年過去了，此書依然是了解現代中國和中國革命的必讀書。

　　斯諾本人也因報道長征而３次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接見。他將長征譽為“震驚世界的行軍”，并預言“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

　　改寫歷史的勝利

　　得知長征勝利的消息，病榻上的魯迅給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發來賀電說：“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中國和人類的希望。”

　　當時，世界陰云密布，中華民族危在旦夕。

　　長征的勝利，宣告了國民黨圍追堵截、聚殲紅軍陰謀的徹底破產，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進而讓一個歷經艱難的古老民族終于完成了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

　　１９３４年，紅軍被迫踏上長征路時，輿論普遍認為，國共勝負已成定局，紅軍已是死路一條。國民黨也認定紅軍“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難就擒”。

　　然而，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這支軍隊也始終以謀求國家獨立和民族生存為己任。早在１９３４年７月，紅七軍團作為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

　　經歷長征淬煉的紅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１萬名留守蘇區的游擊隊員組成了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他們抗擊著大部分侵華日軍，成了民族獨立的中堅力量。

　　１２．５萬次敵后戰斗和２２次正面大會戰，國共雙方共同領導的中國戰場為配合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戰場的抗擊作出了重大貢獻。

　　羅斯福說，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個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丘吉爾說，如果日本進軍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而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的只有中國。

　　毋庸諱言，沒有長征的勝利，沒有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些“假如”也許會變成現實，世界歷史也將被改寫。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美國學者威廉·莫爾伍德驚嘆：“長征簡直是將革命劃分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條分界線。”

　　精神信念的豐碑

　　長征以無可比擬的艱苦卓絕和堅定信念，獲得了一種全人類意義的永恒性，矗立起一座穿越時空的精神豐碑。

　　面對生與死的考驗，紅軍創造出了軍事史上的奇跡：平均日行軍７４華里、幾乎每天都會有一場戰斗、平均走３６５華里才休整一次……還要不斷同隨時從頭頂上落下的炸彈、１０倍于己的敵人圍追堵截、經年積雪的雪山、吞噬生命的草地還有難以忍受的饑餓和疾病等作斗爭。

　　二戰名將、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在《三大洲》一書中說，紅軍長征“是一次體現堅韌不拔精神的驚人業績”。

　　法國女學者西蒙娜·戴博瓦爾在長篇紀實報道《長征》中說，長征已經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征：人類只要有決心和毅力，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１９８４年，７０多歲的美國著名作家索爾茲伯里踏上了當年紅軍的長征之路。一年后，他在《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中，又一次將長征比作史詩。

　　“我想，長征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于世。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索爾茲伯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