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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來，由于中國政治的腐朽與經濟的衰退，無法扼止西方列強的侵略與壓迫，在一次次列強的進攻面前敗下陣來。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的結果都是中國被迫割地賠款，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進而引起列強的瓜分狂潮，直至中國被西方殖民主義強加的不平等條約體系所束縛。中國人民當然不甘心承認倍受列強欺凌的侵略現實，面對列強侵略的加深也掀起過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活動。特別是1901年以后，中國國內陸續掀起了拒俄運動、反美運動、收回利權運動、拒英運動、拒法運動，以及反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的運動，1919年5－6月間更爆發了全國規模的“五四運動”。雖然這些運動標志著中國社會新的生產力、新的階級、新的思想和主義的出現，使中國社會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現了新的積極向上的因素，出現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沉淪”轉而“上升”的趨勢。但是，一次次的斗爭，都不幸的是以失敗告終，中國人民復興中國的夢始終未能實現，而1894年日本對中國的甲午戰爭和1931年開始的侵華戰爭更是兩次打斷了中國向近代社會發展的努力進程。

    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次取得的對外戰爭的勝利。由于中華民族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與侵略者進行殊死搏斗，成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線中重要的一環，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人民的奮斗終于取得了成效：列強加在中國頭上的不平等條約的鎖鏈被廢除；中國收回了被割讓和被侵占的土地，臺灣也終于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和常任理事國，作為大國登上國際活動的舞臺，擺脫了弱國的陰影。可以說，抗日戰爭的勝利從全面意義上完成了近代中國從“沉淪”到“上升”的轉變，復興中國的夢想開始成為現實。所以說，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轉折點，是中國復興的樞紐。紀念抗日戰爭的勝利，對于追求偉大民族復興的中華民族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確定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具有對中華民族對近代以來經歷的苦難屈辱和不懈努力與抗爭歷史的總結的意義。

    1945年9月2日上午，包括中國、美國、英國、蘇聯在內的反法西斯同盟國的代表在停靠在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戰艦上鄭重地在日本的投降書上簽字，第二天即9月3日就成為經歷了戰爭的苦難和頑強抗爭的中國人民慶祝勝利的節日。1946年4月，國民黨中常會決議曾做出了以9月3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的決議。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以九月三日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通告，明確了“九三”為抗戰勝利紀念日的規定。現在，這一紀念日以立法的形式進一步加以確定，更加深了這一紀念日的重要意義。

    而對于一個民族來說，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不斷地從歷史經驗中汲取營養，才能夠不斷進步達到成熟。近代中國衰落與沉淪的重要原因是政治的腐敗導致的國家的四分五裂，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經驗是全中國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軍隊不分黨派的團結御侮。戰后中國雖然經歷了政權的更迭，但始終以“九三”為抗日戰爭勝利日，海峽兩岸均在這一天紀念抗戰勝利，是很能說明這一問題的。

  第二，人們往往把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以“玉音”放送形式發表的詔書視為日本投降的標志，認為從此日本進入了戰后。的確，日本的戰后是從天皇宣布這一詔書開始的。但戰后日本社會之所以始終有不承認侵略戰爭責任的右翼勢力的鼓噪，也是從這時開始的，因為那份詔書被稱為《終戰詔書》，其中一次也沒有提到“戰敗”和“投降”，所以埋下了日本人關于戰爭歷史認識的“伏筆”。每年的8月15日，雖然日本的和平進步力量這一天舉行許多反思戰爭的活動，但是右翼與保守勢力也在這一天以紀念“終戰”的形式掩蓋對侵略戰爭的反省。因此，我們旗幟鮮明地以國家立法的形式確立抗日戰爭勝利日，是對右翼勢力的棒喝和對日本和平進步力量的呼應。

    第三，每年的九月三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因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的支持，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抗日戰爭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的生存利益和發展利益，與全人類共同利益息息相關。

    今天的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重要一員，對捍衛全人類利益負有重要責任，所以中華民族復興的影響不僅限于中國國內，更為世界所矚目。因此，在中國走上復興之路后，需要不斷探索，思考如何對人類社會以更大的貢獻的問題。中國在爭取復興的過程中，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提出民族獨立與民族解放的口號以動員民眾，在取得民族獨立之后，則要將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意識到中國的國際責任與義務，爭取對國際社會以更大的貢獻。紀念這一節日，更敦促我們在應對全人類面臨的各類挑戰面前不能回避，要更主動參與國際合作，發揮積極作用，走上復興之路的中國必將在國際社會中承擔更大的責任與義務。

    在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中，日本軍隊的暴行難以數計。在那一場戰爭中，日本侵略軍隊在許多地方制造過大規模的屠殺和慘案，對許多城市實施過“無差別”的轟炸，強征和奴役了大量的勞工，迫害了眾多的女性，違背國際公約使用了生物化學武器，等等，南京大屠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公祭的不僅僅是在南京大屠殺中被害的中國民眾，應當理解為對在那一場戰爭中全體中國受害人的公祭。

    日本軍隊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殺，早已是被國際審判確認的反人道的暴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確認：“在日軍占領后的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城內和附近地區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的總數超過２０萬”，而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南京軍事審判法庭的判決書也確認遭日本軍隊屠殺的“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

    南京大屠殺事件發生在局勢動蕩的戰爭狀態下，當時的記錄不可能完整準確，即使深入研究，其狀況也很難復原，所以，兩次審判之際在盡力搜集種種資料與證據的情況下提出的結論，完全可以作為人們認識南京大屠殺殘暴性質的基本依據。日本右翼與保守勢力在無法否認南京大屠殺根本性質的情況下，故意通過對數字的懷疑而否認屠殺事件的發生，是從根本上混淆是非，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關注本來不具備實證研究條件的問題上，故意在數字問題上挑起爭論，其實是在設置陷阱，對此必須清醒。

在歐洲，針對德國納粹實施的民族滅絕性屠殺的暴行，在過去的猶太人集中營中建立了許多紀念設施，有名的如波蘭的奧斯維辛，在德國國內也有如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及柏林名為“恐怖地帶”的揭露納粹罪行的博物館等。這些設施引導人們思考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以及戰爭是如何發生的，歐洲以及德國是如何被引入災難深淵的。197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奧斯維辛集中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戰爭”。這說明，人類社會記憶殘酷戰爭暴行的目的，不僅僅是關心歷史，同樣也關注未來。所以，中國設立公祭日的目的，當然是要記錄那一場毫無人性的屠殺，見證民族的深痛苦難；但設立公祭日并不是記憶仇恨，更重要的還要讓現實照進歷史。

    在屠殺發生已將近80年后的今天，無論是當年的被害國的人們，還是當年的戰爭加害國的人們，都不期待僅僅看到傷痕遍布的世界，更需要的是建立面對傷痕的勇氣。只有正視歷史的傷痕，才能激發人們珍惜現實的美好。歷史與現實共存的世界才是最真實、最富有意義的世界。

   戰后德國政治家對待戰爭責任的態度有目共睹，政治家的態度也深刻影響了德國社會與歷史教育，每年在集中營舊址、主要戰場、博物館、西方盟軍和蘇軍的墓地都舉行的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也將必須編寫正確反思歷史教科書的原則寫入教育法，與法國共同編寫了歷史教科書。日本有覺悟的知識分子和進步力量也曾積極認真地反思導致軍國主義泛濫的日本社會的種種問題，曾提出知識分子是“悔恨的共同體”的口號，至今，以維護戰后日本和平憲法為目標的和平力量仍然在積極地努力中。但是，以安倍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卻在國際社會表現出拒不承認侵略戰爭責任的負面形象，他們抱怨成為經濟大國的日本沒有得到國際社會從政治上的認可，對于不能成為政治大國耿耿于懷。把產生問題的原因歸咎于國際社會對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設立公祭日則是對安倍為代表的日本右派政治家的回擊。（作者：步平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