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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了中東政策演講。關于繞不開的巴以問題，他是這么說的：持久和平應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作為兩個國家存在為基礎，應以1967年戰爭前的邊界為兩國邊界。話音尚在繞梁間，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便跳將起來，斷言以色列決不接受1967年邊界。次日凌晨，奧巴馬總統便又澄清說，其一，美以關系牢不可破，其二，美國并不是要求以色列必須接受1967年邊界。

　　內塔尼亞胡也真是的，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進退一米也是調整，進退一百公里不也是調整嘛。況且奧巴馬也就是這么一說，又沒打算真讓以色列凜遵恭行，何必嚷嚷個臉紅脖子粗呢。他要么是恃寵而驕，搞混了美以之間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系問題；要么是驚慌失措，被最近的中東亂局嚇慌了神兒，以至于居然沒弄明白奧巴馬的講話根本就不是說給以色列人聽的。

　　翻遍奧巴馬的全篇演講，簡而言之，無非說了四句話：北非要變革；海灣要維穩；以色列要拿出點靈活性來，不拿其實也無所謂；可巴勒斯坦人必須老實點。就這么點內容卻顯示出奧巴馬中東政策兩個巨大的邏輯矛盾。

　　一個是奧巴馬試圖在當下從利比亞到也門的一大鍋沸水中分出涼熱來，敘利亞和利比亞的水可以再熱些，為此哪怕用武裝直升機添把柴。而海灣地區得趕緊涼下來，國王們可不能發燒。另一個則是近乎永恒的以色列問題。要求民主的阿拉伯語聲浪中不許出現以色列這個詞，在巴勒斯坦地區也不行。毫無疑問地，如果這種設想能夠成為現實，則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即可實現最大化，即沒弄臟民主導師的金字招牌，又不會傷害到中東戰略布局和安全架構，還可能順便削弱一下伊朗。

　　唯一的問題是，這怎么可能呢？民主的阿拉伯國家會在巴以問題上采取何種立場是不需要事先進行民意測驗的，而美國卻在過去的很多年時間里不斷試圖讓阿拉伯世界相信民主化是解決中東一切問題的不二法門，而前提是阿拉伯人必須把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作為自己民主化的前提——任何民主化理論中都不會有這樣的前提假定，特別是以色列本身就是一個經常用暴力否決巴勒斯坦人的民主權力的地區強權。

　　而在阿拉伯世界內部，人們會通過美國對從利比亞到也門的不同政策的合并解讀得出結論。在中東，可以當美國跟班，有好處也有風險。但總的來說跟班只能和美國同甘，美國絕不與之共苦，一旦局勢失控，美國會立刻棄之如敝履；也可以做美國的敵人，條件是在美國下決心鏟除敵人之前武裝好自己，不一定要獲得核武器，但一定得讓美國明白傷敵一萬自損八千的道理，更要緊的是一旦選擇或者被迫成為美國的敵人，就必須堅持到底。這就引出了在中東唯一不能干的事情，那就是先當美國的敵人再繳械投降以求寬大，寬大是注定得不到的——參看薩達姆的結局以及卡扎非的最大可能結局。

　　假如這套邏輯成立，那就意味著，美國在中東的政策實際上是在激勵自己的敵人盡快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求自保——一項實施結果與美國的戰略目標完全相反的政策。這就是美國當前在中東的戰略困境。

　　在描述戰略戰術時，“一石三鳥”通常都不是一個反義詞。但實際上，是否存在“一石三鳥”的妙招是非常可疑的，“天鵝、梭子魚和蟹”的故事倒是屢屢出現。夾雜了太多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目標的戰略，注定是不能成功的。一個不可能的狀態不應該成為任何戰略的預期目標。其害處不僅是會造成大量的戰略資源被白白浪費在毫無意義的行動中，而且還會因為戰略目標存在自相矛盾而導致在行動中釋放出大量模糊信號，讓追隨者無所適從，讓敵對者心生幻想，從而最終使己方的戰略處境更加被動。

　　耐人尋味的是，并非只有美國一個大國在追尋著“不可能”的多重目標戰略。某種程度上，中國的對外戰略也存在著表現不同但性質類似的傾向。

　　良好的意圖和良好的結果并不總是自動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是大國戰略不能騎墻的關鍵所在。